回校路上，我跟一安仔细讨论了现状，决定下一步着手调查严老师一家尸体的处理情况。据一安所说，所有的怨气都有一个依附的源头，绝大部分情况是死者惨死的地方，当然也可能是死者生前的某一物件，比如尸体。并且怨气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越接近源头怨气越大。照道理荷花池是严老师一家毙命的地方，理应怨气最为深重，但是情况并非如此，整个学校的怨气分布十分均匀，让人摸不着头绪。

不过找谁打听呢？毕竟事情过了几十年。思量再三，我们打算在网上搜索一下严老师台湾亲人的联系方式，或许他们知道一些情况。在我搜索了无数网页之后，终于在一个严家举办的学术论坛中找到了严老师亲人的邮箱。然后我以学校生化系学生的名义给他发了一封邮件。

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回信，信里言辞诚恳，对我们依然记得严老师充满了感激。同时还附上了一张解放初期严老师的全家福。照片里的男人三十多岁，文质彬彬，女人穿着一件民国时期的高领暗黑色旗袍，笑靥如花。他们手上分别抱着一个孩子，男孩三四岁模样，长得虎头虎脑甚是可爱。另一个还是襁褓中的婴儿，想必就是他们的女儿佑美，那个在二十岁的最美年华里同时丢掉了尊严和生命的可怜女孩。

我看着这张照片足足五分钟之久，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概。相机按下快门的一瞬间，谁能想到这张照片将成为这个家庭曾经幸福过的唯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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