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李来亨收复重庆的消息理所当然地在朝中、尤其是内阁引发热议。以孙承宗、王在晋、袁可立等中立派大臣为首，再一些新晋的官员，认为官军在各战场上屡战屡败，这一战的胜利显得尤为宝贵，理应重重嘉奖，以振奋官军士气。

但是不少东林系官员却认为，皇帝既然派成基命监军，李定国和李来亨就该等成基命抵达军中，然后依令而行。如今成基命还没赶到湖北，二将就擅自冒进，虽然这一仗侥幸取胜，仍是功过不能相抵，应该申斥才对。

当然也有为二将辩护的，比如中书舍人王夫之就认为，二将出发在先，成基命领命监军在后。二将进兵神速，根本不知道皇帝又派了监军，此即所谓“不知者不罪”。

又有东林党人马上反驳：既然李来亨可以飞鸽传书报捷，难道朝廷就不能飞鸽传书命令他停下等成基命么？

王夫之则从飞鸽传书的原理出发，马上驳了回去：远征军在移动当中，信鸽飞回京师当然可以，京师的信鸽却不知道远征军的动向，自然无法返回军中。

就在官员们为此事吵得不可开交之时，皇帝朱由检却一反常态地沉默着，并不急于表态。

前一段时间朱由检很少上朝，基本上只在忙一件事，就是接见、培训新晋官员。跟着他忙的还有吏部，此前吏部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和调动，基本上到正七品县令这一级就行了，下面的县丞、主簿、典史等低级官员，往往是下面报上来，吏部走个批准程序，因此低级官员基本上都是父子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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