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游学译编》、《浙江潮》等书递到了阿发的手里，他有些疑惑，随手翻了几页，抬起头询问道：“反对满清政府的？查理是革命党？”

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却没有什么惊讶神情，便觉得大有希望，笑道：“这是朋友们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说，我是林肯的忠实信徒，觉得这些书挺不错。”

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调侃道：“印行禁书，必定发财，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条规律吧！”

“发财嘛，算是吧！”查理宋望着阿发，意味深长地说道：“那陈先生对革命党，革命，又是怎么看的呢？”

阿发想了想，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革命是破而后立，还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的宣传家，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者？”

这一连串的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几乎都有一个革命万能的认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革命成功了，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国家能独立强盛，民族能复兴升腾，百姓能安居乐业，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实际上呢，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换旧符”，具有明显的质的突变；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科学文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的新的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的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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