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对那些充满了对国家、民族最深的痛，裂喉呐喊、殒身不恤的革命者的态度了。对于国家的命运，如果说陈文强就象很多海外华人的旁观，这确实有些过分。但他也确实缺乏那种激情，是理智、冷静的客观，还是下意识中不自觉的疏离，或者两者都有。

赚钱，生活。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手段，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自己到底也没脱出这两个最根本的范畴。打击罪恶，杀奸锄霸，是对神圣存在的认同，是看不惯，是救赎，是更期待自己身体和头脑的变化。

原来自己并没有融入这个时代，这个社会，陈文强有些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了。融入的是身体，是生活习惯，是行为方式，而绝不是思维和思想。这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陈文强也很少从别人的视角来看问题，与当时的人们思想的割裂，使陈文强显得卓而不群，却也使他并不能完全跟上时代的步伐。

邹容以弱冠之年，为什么能写出大气磅礴、掷地有声的《革命军》？为什么在自己看来北辰那有些空谈的革命演讲，能让那么多人热血沸腾，甘心追随呢？为什么很多人本有着优越的家庭条件，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却毅然毁家纾难，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呢？

“发，你是华人这没错，想让同胞过得好一点，也无可厚非。”诺依曼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但人的欲望是永远不会满足的，他们会不断提高心中的标准，不断地提高要求。一旦你满足不了，他们会不满，会怨恨。而之前的恩惠，你觉得他们会记得吗？这个，我是有切身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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