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把革命的涵义扩展成推翻和建设两个阶段，就会得出与陈文强相似的判断。那就是：立宪派可能会转变成革命的同盟军；立宪派的壮大对于国家建设是有益的；在中国这个宗法社会，立宪派是维持地方的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而这个判断又有个前提，那就是要在立宪派中区分出宪政派和保皇派。虽然在目前看来，似乎二者是合而为一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以谋求更多政治利益为目标的工商人士与乡绅组成的宪政派，和死硬的满汉官僚组成的保皇派的分裂却是不可避免的。

用旁观者清来形容陈文强是很恰当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浮躁与狂热齐飞，不安与骚动共舞。能够冷静思考，并意识到推翻满清只是国家有可能强盛、崛起的开始，要解决的问题既多又难的，恐怕只有对革命不够激情、乐观的陈文强了。

“到现在为止，我赚的钱已经很多了，花出去的也不少，可也只改变了很少人的生活状况。”陈文强感慨又无奈地连连摇头，“上海，只是一个上海，在中国地图上只是那么一小块，而要使这里的民众活得象个样子，我都力所不及。再想想全国各地的民众，你觉得要花多少钱才能让他们有衣有食，怎样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只要革命一成功，这些问题便能迎刃而解吗？”

“革命是势在必行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宋教仁停顿了一下，说道：“如果大环境不改变，花多少钱也不会有大的效果，更不要说施行和落实好的政策法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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