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大论战中，同盟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北辰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有些文章是直接按其口授纲要而写。

也就是说，同盟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简而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同盟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

客观地说，梁启超以一当十，形只影单；同盟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但同盟会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全部事实《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

而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但值得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的意思与陈文强差不多，就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不要互相妨碍。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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