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易,建宪政国家大不易啊!”与陈文强发出同样的感慨的是千里之外的宋复华,他此时正在法国巴黎,欧洲各支部的领导人会集于此,开着会。
“英国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经历了数百年,其中又经过多少反复?在中国要实现宪政,或者说是真正的宪政,任重而道远啊,绝不是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容易简单。”宋复华一路巡回宣传革命,打响自己品牌的同时,也没停止了学习和观察,研究着各国的宪政历史,观察着各国的社会情况。
“我觉得教育是基础。”蔡元p对此似乎比较赞同,“开启民智,最是重要。而教育是求远效的,着眼于未来,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所以讲百年树人。这与钝初的任重道远,倒也相似相近。”
“革命乃长期而细致的系统工作,而除暴力激进手段外,其实尚有调和妥协之策略。若一味崇尚暴力,恐有好同恶异之弊。”在英国留学学习的章士钊思想上也有了不少变化,他还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
“行严此话可待商榷。”复兴会法国支部部长吴稚晖对章士z的调和论表示反对,“所谓激烈、激进等等,从根本上说是统治者不妥协、不让步的造成的,只有统治者的明智、妥协,才可能避免激烈、激进,最终才不会被推翻。比如英法,同样是革命,却保留了一个皇帝,砍头了一个皇帝。满清会妥协让权吗?我看是万万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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