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会儿说他正常，一会儿说他不正常，到底正常不正常啊？”萧朗被凌漠说晕了。

“精神正常、心理不正常。”凌漠说，“精神和心理是两码事，心理不正常导致的犯罪，是有意识的、主动的，是应该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

“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判断杜舍是在一两年前就有准备地伪装成一个精神病人吗？”萧望说。

“证据效力确实弱了一点，但是这份精神病鉴定也不够完善。”凌漠说，“很多疑点没有排除，就做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结论，有失公允。”

“你看，你看，刚还说我不讲法治，你现在也不讲法治。”萧朗说，“你说，一个非法采集来的‘证据’怎么能和有法律效力的‘精神病学鉴定’比啊？”

“确实，鉴定意见是法定的证据类型，而董乐搜集、整理的这些都不能算。”凌漠说，“但是，即便是法定的证据类型，它也毕竟只是‘意见’，而不是‘结论’。对于‘意见’，一旦受到质疑，就应该争取做到‘释疑’，这是执法人员应该做的。如果没有做到，那才是不讲法治。就拿这一份精神病学鉴定来说，杜舍作案可以为母‘报仇’，这就是有明确的社会功利性，这本就是最大的疑点。我说过，精神病人作案的最大特征应该是没有社会功利性，而有社会功利性的作案就不应该认为是精神病人作案。李玫瑾教授也曾说过，我们的刑法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应该改为‘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因为司法鉴定的关键不在于这个人是不是有病，而是他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现在我们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就存在很大的问题，鉴定人一般都是‘有鉴定资质’的精神科医生，鉴定的手段一般就是面晤。他们可能更关注于‘病’，而不去考虑社会功利性。如果有人精心伪装，完全是有可能逃脱法网的。还有，当鉴定人面对资料的矛盾之时，比如面晤的结果是还比较正常，但是送检的资料显示他有病，很多鉴定人甚至会选择用‘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折中方法来下达意见。这就无法体现法律的公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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