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不能怪他们，大明禁毒的力度之大，堪为列国之最。这么说吧，如果不幸被卷进了谋反大案里，只要不是板上钉钉的主谋，运气好说不定能捡回一条命，但如果沾上鸦片、罂粟，十死无生。法不责众之类的教条圣上全当是放屁，登基之初曾有农民与县官勾结，导致相邻的好几个县都靠种植罂粟为生，查出来便是腰斩，连着该县官的上司、御史台与吏部的考核郎中一个都没放过。至今两京地区仍有童谣传唱：一人种罂粟，全村下黄泉。若要父母安，誓不沾大烟。

汉人在这上头是跌过大跤吃过亏的。

李持盈手边正放着一份今晨的《大明日报》，听了江寄水的这句话，忽然有点醒过神似的——从隋唐起，京杭大运河就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只看历代皇帝不计成本地疏凿维护、完善清淤就知其重要程度。与之相对的，漕运也是最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及地头蛇的地方。

远有水匪，近有青帮，层层盘剥之下不止商人们叫苦不迭，只怕皇帝心里也憋着一口气。前朝的天子大臣们不是没有想过法子，从设置漕运司到增设地方官员协理此事，为此不惜加派军队，显圣爷甚至通过减税来大肆鼓励海运，可惜当时倭寇横行，加上大家的航海经验不够多，成效甚微。想到这里她不禁激动起来，如今情况不同了，洋人带来了蒸汽技术，也带来了工业时代的大杀器——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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