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辉堂”的名字，来源于复旦的老校长马相伯和李d辉。由于同名同姓，我们不得不用字母代替，李老先生在天有灵也只能报以苦笑。

这是一栋青瓦白墙的两层建筑，十年前有过一次大修，但基本还保留着半个世纪前的样子。

解放前，在相辉堂演讲过的大师数不胜数。

解放后，相辉堂同样名流云集，苏联主席、法共书记、美国总统、法国总统、韩国总统……都曾出现在主席台上，《红高粱》的全球首映亦在此地。

但更多的时候，相辉堂属于复旦学生，辩论赛、诗歌朗诵、戏剧演出、社团活动……基本上每周都有新玩意儿。

就在上周末，宋维扬还在相辉堂听了一次讲座，主角是美国社会学会副会长、湾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林南。林教授的讲座课题是“社会资本”，核心观点为：人的社会地位越高，摄取社会资源的机会越多，同时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异质性越大，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几率也就越高，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工具性行动的结果越理想。

宋维扬非常赞同这个理论观点，但对林教授展开论述的子命题却持保留意见，他甚至在自由提问环节中直接驳斥。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宋维扬当着几百号师生的面，站起来说：“林教授，你的理论是正确的，但执行起来恐怕错得离谱。你的社会资本理论，建立在个体理性选择的基础上，从而使社会资源收益最大化。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做到完全理性，甚至因为感性因素而放弃利益。特别是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人们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而是选择以和为贵，甚至有句古话叫‘吃亏是福’。你的社会资本理论，没有考虑人情面子和文化因素，就好像基础物理不考虑空气摩擦力一样。严格按照你的理论做事，是要出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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