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来说，袁绍的犹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看，或战或退都是可以尝试的，但又偏偏都有让人为难之处……

如果真要打得话，好的一方面是他现在有生力军，有些许兵力优势，更重要的是还有地利（刚刚开冻的漳水），足堪一战；但坏处是，一旦再次发生像梁期一战那样的大败，那他袁绍的局面就会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而如果不冒险，直接扔下广宗退过清河（河流名，清河郡名称来由），回到身后的清河郡中，依靠着清河、平原这些地方的数十座城池节节防御，固然避免了像之前梁期城下一败涂地的局面，但这么做无疑是将魏郡、安平国，乃至于河间国整个拱手送出，有将沮授、张颌等等阵营中的河北势力连皮带骨、连人带地整个出卖掉的嫌疑。

说白了，袁绍还在不肯承认，他是怕了公孙珣，他此番东行根本就是逃窜。而其人一旦自己骗自己，下面的人是没法子的……真没法子的。

这是因为这个封建时代，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地方乡间中的宗族，军队中的部曲制度，文官中的属吏与征辟制度，使得下面的人无条件的依附到上一层人身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后层层递进来到唯一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以前是天子，现在是各地诸侯。

而袁绍之所以强大，他的‘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之所以如此有用，便在于此了……因为这天下间的人物如果想做什么的话，又不好或者不愿自己当那个唯一之人，便会理所当然的寻一个人依附，请他领着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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