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一贯以来的田赋制度，其实和后来两晋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差不多。都是给百姓预估一个他们能种的田的规模，但不管百姓实际上有没有那么多田，都按理论值收税。

无非是具体数值不同，东汉算的理论值是人均种田一百汉亩，到两晋降低到七十亩，北魏进一步降到四十亩。

但与此同时“三十税一”的税率名义上却没变，只是国家摊到每一亩田上的理论亩产在变高。比如汉朝认为一汉亩的三十税一只有四升谷麦，晋朝认为有六升，北魏认为是八升——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华夏农民种田的精耕细作程度和每亩单产都在不断提高，所以单个劳动力力所能及能种的面积也在减小。

所以，以汉朝的税赋制度，要改革到隋唐时候的租庸调制，百姓和士绅的理解难度其实没多大，谁让这七百多年里税制都是换汤不换药、只有小打小闹微调呢。

反而是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跟前面的汉、后面的晋北魏差距都很大，从“百姓理论上能种多少田”这一征收基准，切换到了以“百姓实际上（通过问官府借高利贷）种了多少田”作为征收标准，算是一个历史的“杂音”。

正是因为这样的传承，让李素在看刘巴写的租庸调法各部分税率设置时，才有一种“刘巴非常轻车熟路，好像交代他的事情他都很轻松就能理解”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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