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人会问，农民不也可以纳入征信体系以提高违约成本吗？问题是，不少农民年纪都较大，既不需要去银行贷款，也很少外出务工，征信出现问题后的贷款、不合作等限制，人家根本不在意。

不等女记者再提问，齐政迷了眯眼道：“如果可以，谁不想轻松点？这次强硬诉讼，我们所需耗费的金钱、时间、精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这还不算给嘉谷带来的声誉伤害。但即使我们胜诉了，又能收获什么？当事人会承担法律责任，但经济赔付是没多少的。我们为何要一意孤行？”

记者配合地问：“为什么？”

“是因为想告诉所有人一个道理——世间事并不是谁弱谁就有理。”齐政缓缓道：“我看到很多媒体，自动就站在一个‘扶弱’的立场上。我不会说这不应该，但法律和人情都对破坏规则的‘弱者’网开一面，那遵守规则的人拿什么自保？”

齐政说完，周围的记者同时陷入思索。

在不少人的固有观念中，估计是认为“弱者即有理”。

齐政一向觉得，反驳这种观点没有意义，消灭才是正道！

在有法可依执行必严的条件下，卖惨示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了生存空间和不当利益，不用反驳，它们自然会消失。

齐政表情淡然，道：“不过，嘉谷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我们没有让合作社社员意识到违约的后果，培养出信用契约意识，以至于闹到了今天的地步，实属我们的过失。不过，这也是亡羊补牢的一步。我很赞成胡适先生的一段话：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而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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