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为母亲以前，我从未真正理解过母亲的选择，我发现我很难把她从我的母亲——那个压迫者——的身份中剥离开，把人还原成人是困难的。从未有人真正做到过这一点，人是复杂的社会生物，每一项决定看似由自己发出，其实都有背后的文化成因，且对其所投身的社会产生反馈和影响。但我还是愿意去做这个尝试。

起先我读的是理科，在我的母亲的要求之下，入学时我的专业是医学，毕业以后我并没有按照她的愿望保研到北京协和医院，而是考入一个文科排名靠前的综合类大学，研读社会科学。我的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性少数群体，这是梁玲阿姨带给我的影响，我常常在文献中看到类似的观点：日渐增多的酷儿文学显示出“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会在边缘性少数者的生存压力上体现”，这类文本的着眼点“并非lgbt群体的公民权，而是若不借助其经济劳动者的形象，就无法想象他们其实也是一般人的现象。”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母亲和父亲再次回归了父母的身份当中，我意识到人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是有强大惯性的，十六年间他们都是如此，哪怕有朝一日我知晓了他们的身份，他们依然还是我的母亲和父亲，和从前没有太大变化。

生下我以后，母亲再次投身于工作当中，同时店铺也给她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以至于在后来的裁员大潮当中，她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下了岗，却因为拥有副业，依然和以往一样繁忙。那一年我十八岁，和母亲的战争因为我去外地读书而告一段落。父亲承接各种工程，总是有很多需要应酬的时刻，很奇怪的是母亲从未有一次因为这件事和父亲吵过架。我想他们之间的羁绊确实让他们有种我无法理解的默契，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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