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统十一年,春。
云南路,大理府。
崇圣寺的钟声回荡,高长寿把一个骨灰盒交在住持僧人释觉性手中,长叹了一声,缓缓放开了手。
香堂中摆着灵牌,上书“故大唐少师滇国公云南宣慰使高公讳琼之灵位”。
跪在院中的年轻人们还在哭着,高长寿过去,道:“回去吧。”
“叔父,父亲就这样走了。”
“别哭了,大哥这些年常说他饱受病痛之苦,如今心愿皆了,能走也是解脱。”
高长寿安慰了侄儿,抬头看去,只见三座高塔与苍山相映,感到了自身的幸运。
过去那乱世,不提活得像蝼蚁一样的百姓们。便是身边的亲友,多少人战死、病死,而他自从庐州遇陛下以来,除了少数几回惊险的逃生,此后按部就班,竟一步步成为当朝国舅、云南王。
但他心里其实有些不安。
因大唐异姓封王且就藩边陲者,只他一人而已。
以往,可以说是因为云南地偏路远而高氏世镇于此,但随着昭通经营得当、官道凿通、文教渐兴,高长寿常常在想,陛下是否后悔当年许诺分藩自己云南王?
……
这日,才回到大理城,马上有官员上前,禀道:“王上,有蒲甘使节求见。”
“蒲甘使节?”高长寿问道:“是答应朝贡了?既有使节前来,为何此前不先行知会?”
“使节是突然前来。”
“召见他。”
次日,缅甸蒲甘王朝的使节抵达大理。
使节名叫忙直卜算,面对高长寿时却有些隐隐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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