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肇事者即使没有逃离事故现场，也可以构成交通肇事逃逸。

其次，判断是否构成“逃逸”还应当看肇事者在肇事后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应着重于审查肇事者在有救助能力的情况下是否履行了救助义务。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及案卷材料显示，当后车的肇事者向曾宇问询时，被告人曾宇隐瞒了自己肇事者的身份，并立刻逃离现场，被告人曾宇的主观意图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

曾宇的隐瞒行为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人在现场与不在现场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会发现他就是肇事者。他不受被害方或者事故处理人员控制。

因此，可以认定被告人曾宇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

三、被告人逃逸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存在介入因素（第二次碰撞）。被告人撞人后明知受害人受伤不能自救，在晚上的公路上车来车往，只要是正常人都会预见被害人随时有被后车碾轧的可能。

如果被告人曾宇在案发后及时履行救助义务，或者保护了现场，第二次碰撞的危害结果便不会发生，但此时被告人选择了逃逸、不作为。

因此，我认为，后车碾压行为的发生和介入是被告人曾宇可以预见的，也是他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结果，更是他主观上所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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