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实际上是松散的搭伙，在一个旗帜下各干各的活。合伙人每月向所里缴纳租金和管理费，而个人能赚多少钱，全看自己的能耐。一个律师，除非通晓全部法律条文规范，掌握所有典范案宗判例，逾越一切行业技术壁垒，否则，必定会在错综复杂的案情中迷失方向，显出捉襟见肘的窘迫。而这个体制假定：每个律师都能做到他根本做不到的事。徐曼的经验证实，这个假设是荒谬的。如果委托人不能慧眼识珠，案件很可能由并非擅长此案的律师代理，当事人的权利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的主张。徐曼深知体制的弊端，曾打算在事务所内部实现公司化，以便律师之间能共享法律资源，每个律师专注于个人最擅长的案件，从而把诉讼做得更细、更有胜算、更能保障委托人的权益。她的提议还没有形成具体方案，便陷入了由种种借口、托辞和夸大的困难所构成的泥潭，最后彻底沦为只能向往的一个理想。尽管当时谁也不及徐曼的业务能力强，可是那些合伙人，一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接来的案子，可能交给别的律师去做，顿时感觉已经损失了巨额的代理费。从这件事上，徐曼明白到，正义未必是每个律师最高的价值追求，个人得失的计较藏在人心的某个角落，却总在关键时刻决定了现实的选择。

回到武汉的徐曼，一切从头开始。她的理想还在，只是更加遥远。承蒙萧楚男不弃，徐曼只想尽快接几个案子，不会冒失到跟主任谈论抱负的地步。萧楚男对徐曼很关照，徐曼到所里没几天，萧楚男手上拿着一个文件袋，走进徐曼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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