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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事让庄继华感到此番平津之行不会象南方那样顺利，平津地区的抗日情绪强烈，对政府的不满也比南方强烈得多，大义的名分不知还管不管用。

果然，第二天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会议上，庄继华受到教授们的质问，连一向慎言的校长梅贻琦也委婉的表达了对政府镇压学生的不满，在北京大学甚至部分教授听说是政府召集，干脆就没来。

庄继华也没法了，他无法明确表态支持学生们，可事情还得办，只好求到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门下。

“……，我知道因为学生的事，教授们对政府有不少怨气，我也认为校长这事做得欠妥，但我们也不得不体谅他的难处，比如对日宣战，现在就对日宣战对国家整体而言有利吗？我看不一定，战争打的就是钢铁，可我们国家呢？钢铁工业十分薄弱，年产钢铁不到十万吨，损失了东北钢铁厂后，钢铁产量就更少了；经济上不说别的，就说货币吧，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东西，都还没统一；军队呢？各自自成一系，名义上听中央的，可实际上呢？都不听中央的。中央不是不打，可战争是需要准备的，资源委员会就是一个准备抗战的部门，西南开发工作队的任务就是调查开发西南的资源。”庄继华一口气把话都抖露出来：“二位校长，准备抗战需要集合国家智力，上下同心，总不能因为政府的一时错误就完全抛弃这个国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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