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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命，我们一无所有》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山城重庆炸响，山城一时纸贵，市民们纷纷抢购《渝州晚报》，街上没买到就跑到报社去买，梅悠兰被迫加印三次，可居然还是不够，报纸在人们手中传阅，巨大的震惊，巨大的惊喜，巨大的悲痛，如此艰难的战争。那个冬火为何还指责国民政府不抗日？庄继华在文章最后批评他信口雌黄看来是有道理的。

《除了生命，我们一无所有》不但在重庆引起轰动，曾扩情掌握的《川报》进行了转载，结果成都轰动了，《我们的政府并非不抗日》，《川报》社论引起成都市民的共鸣。

上海、武汉均转载了这篇文章，采访长城抗战军人成为一种时髦，大批记者奔赴北平，奔赴长城，报纸要没有两篇关于长城军人的采访，主编都没脸见人。

在这股风潮中，最尴尬的是北平新闻界，北平新闻界一向自诩为报业老大，中国报界的开创者领导者，各种思想的发源地，可这次身处长城前线，可最有震撼性、最感人的报道却是在遥远的重庆诞生，这让北平新闻人感到羞愧，他们开始反思，从此建立了随军记者制度。

冬火还没来得及想出该怎么反应，梅悠兰又连续推出采访报道，《热河停战协定始末》，《在长城前线的日夜》，《反攻猴儿山》，被采访者分别是庄继华、宋云飞、鲁瑞山。连续报道在重庆形成一股赞美长城抗战，为《热河停战协定》正名，重新评价这个协定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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