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二日，我整个下午都在62街对方公司一间没有窗子、没有通风设备的房间里为年轻的托马斯·哈珀先生取证词。做证的是一个濒临倒闭的钢铁厂生产线管理人员，他像洗衣女工那样汗流浃背，唠唠叨叨，唯一能真正让他谈出一点儿东西的问题就是情况有多糟。他问哈珀，您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二十年都耗在为公司尽心尽力上，每天早上孩子还在睡着就起床上班，每分每秒都要监视生产线上各个细节，结果有一天你一觉醒来，发现什么都没了。

——不知道，哈珀干巴巴地说。不过你能不能讲一讲一九三七年一月发生的事情？

我们终于完工，我得去中央公园透透气。我在拐角的一个熟食店买了一个三明治，在一棵木兰树附近找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安安静静地吃饭，陪伴我的是我的老朋友查尔斯·狄更斯 43 。

我坐在公园里，不时从皮普 44 的故事中抬起头来，看着那些已得偿所愿的散步的人。这时，我第三次见到了安妮·格兰汀。我犹豫了一会儿，把书塞进包里，起身跟上她。

不出所料，她的脚步方向明确。从公园出来到59街后，她经过红绿灯，轻快地跳上广场宾馆的台阶。我也一样。一个穿制服的旅馆服务生推动“十”字形旋转门时，我突然想到，这或许是上流社会一条不成文的规则，你不应该尾随熟人进入本地旅馆。可她就不能只是和朋友碰面喝上一杯吗？门转开了，我决定采用科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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