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我的写作合情合理

新京报：除了《少女小渔》你似乎还有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作为专业编剧你认为自己的小说为改编提供了什么？

严歌苓：我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的还有《扶桑》，我一直在改，但是还没有拍。另外，在中国台湾别的编剧改编了《无非男女》和《老囚》，都拍完放映过了。

我的小说比较重视讲故事和塑造人物，人物又都比较有个性，所以，表面上看似乎很适合改电影。但实际上像《扶桑》这样的作品深入进去就发现很难改，这个剧本我改了很久还是不满意，后来加入了一位美国很有名气的编剧，也没有新的突破，所以，至今还没有拍。

新京报：《北京文学》最近公布了年度小说排行榜，你的作品《拖鞋大队》排在中篇小说的榜首，但是有人在本报撰文批评你的作品人物特别概念化，细节上缺少合理性，比如“一群女孩子狞笑着走过去看被推倒的女孩”，跟真实生活是完全不符的，你怎么看待类似的批评？

严歌苓：这个情节是一个女孩回忆过去时讲到的，又是她的一个小朋友在信上告诉她，在她的脑子里折射出的场景。这不是一个亲临现场的描述，它是很抽象的，我认为非常合理。中国作为一个善于写意的民族，怎么在这个问题上这么实在（笑）。

抽象的是我的追求

新京报：谈到你的新作品《花儿与少年》，我觉得你在书写女主角徐晚江和男主角洪敏的性爱时，有一种极其唯美的书写态度，这跟很多作家对“性”动物性的书写有非常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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