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用那一记耳光来摆脱自己。不惜破坏自己人格的和谐。那个意外的卑鄙举动，那个叛徒之举，实际上是他在挣脱白已。他从来没明白这点，用了这么多年来为此举动思索反省。

对他说：舒茨，给我一次机会，我要做一个正常的人。他知道有一个伤痛，却又不知伤在何处。其实并不只我一个人。假如他爱的是另一个和我年龄相仿，来自社会主义中国的女子，他都会感到她那无法探知的伤痛。我们的整个存在就是那无所不在的伤。因此那伤并不存在。我在自我矛盾，我知道。非母语，自相矛盾以致含混不清，都得到了原谅，我总在你脸上看到你的原谅。你的不惊讶，你的眼睛有时像圣像的眼睛那样不惊讶，司空见惯。

其实语言从来没有准确过。语言的含混使南希和克林顿，使律师们不失业。

我可以躲在我的英语用词不当的后面，对舒茨说：那个开头开得不好。我们那个开头。在你的大办公桌上。

你把权力、利害全压上来。如此开头怎么行？你算计好了，酒埋伏已久。

他？把它的杀伤力归结到我非母语的偏差上。他不计较我用词过猛。一向原谅，像你。

他说：好吧，就算开头不尽完美。但我们现在在深深相爱，不是吗？

我说，是。

他说他为我已断了一切后路。他说许多好事的开头都不够美好。

哪止“不够美好”？不是量，是质。是本质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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