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想到曾经在镇上看见的两个姑娘，她俩是镇上医生的女儿。她们给父亲做帮手，戴雪白的口罩，头上顶个馄饨帽。她们进过县城的卫生学校，所有人都叫她俩“卫生小姐”。她们从来不穿绸缎，不穿绣花鞋。总是一身细布旗袍，冬天阴丹蓝、夏天浅蓝。她们从来不戴玉镯耳环，远远走过，人们闻到一股好闻的药水味。人们都说那是“卫生香”。我母亲看见卫生小姐的时候只有十岁。她开始拒绝艳色衣裳就是那年。在她十五岁半冬天的下午，她想，她得放弃那五百两黄金了。我当然清楚，我母亲这只井底之蛙在做这项人生选择时，只有两个参照，一个是等待发掘黄金的三十多个应姓子女半痴呆半瞌睡的面孔，一个是拒人以千里之外的两个卫生小姐。我母亲认为卫生小姐的魅力，大过黄金。

我母亲坐在铅桶底上，屁股硌得生疼。她却一动不动，两个胳膊肘紧紧压住膝上的印花包袱。包袱里的十块光洋，是以这个转折点到广阔无际的未来的惟一保障，是她十六年积攒的压岁钱。她一分钱也没有乱花过。我母亲可以为一个她自己也不认识的野心克己修性，做到极至。我也不知道什么世面也没见过的母亲，从哪里来的坚定信仰——她一定会有一番宏大的女性事业。我不能要求我母亲超越她的局限：凭她自身去成就自身。她能想到的最了不起的事业，就是通过一个男人来成就自身。我来点穿她吧：我母亲在开往南京的长途汽车上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至少像应家祖爷爷那样的男人。她想她要好好擦亮眼睛，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把那男人找到，抓在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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