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证券第一年的租金，我拿去还了银行的贷款。后来大家都有意见，为什么不拿来发奖金？事后我心里也有点后悔，前任落下的亏空，我着那个急干什么？上了台也得拿钱买个好口碑才是。第二年的钱拿到手，我跟冯丘几位商量了，决定拿五百万出来发奖金。消息传出去，厅里都轰动了，都说好，好，好！算下来，平均每人有一万多呢。奖金到年终再发，可得先订出一个方案。厅里召集中层干部开了个会，讨论分配方案，大家的一致意见，就是不能搞平均主义。这与我原来的想法不同，我的想法是差距缩小一点，不要让群众拿了奖金还骂人。可会上的意见一边倒，我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显得孤立了。丘立原说：“什么叫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就是观念更新，抛弃平均主义。中央政策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厅里怎么体现？当然我们富也富不到哪里去，可日子还是要过吧。现在上面反腐倡廉抓得紧，以前各处室还能搞点小动作，现在也不敢了，不然过了线，自己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犯了法呢。怎么办？大家也只有靠厅里。当然另外有办法的人是例外。”他眼睛不朝我这边看，可我还是强烈地感到了他在暗示什么。在那一瞬间我就下了决心，早晚得把这个异己分子弄走，甚至弄下来，把自己的人培养起来。冯其乐说：“我们应该用政策来体现贡献的大小，拟一个文件先发下去，把标准定下来，不搞暗箱操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导向渐渐明了，倒使我觉得自己原来的构想是不对的。说到底是政策要向职位倾斜。话可以有很多说法，但不论怎么说，都必须围绕着这个结论来说，结论是既定的，理由可以慢慢找，几条理由总是找得到的。我要到部里出差几天，就指定办公室主任黄松林去草拟这个文件。等我出差回来，黄松林马上拿了草案向我汇报。他把厅里的四百来人分成了九个等级，第一等就是我一个人，五万，冯丘几位是二等，四万一，丁小槐他们是三万，而普通干部是四千五，工人则只有两千八。他说：“这个方案是广泛征求了意见的。”我说：“两千四千的人你征求了没有？他们占了百分之八九十呢。”他说：“他们，他们……要按他们的意见，人人都是一万三最好，那不是平均主义吗？”又说：“我是比照了隔壁化工厅的分配方案，又向冯副厅长汇报了，才这么定的。”黄松林走了我把这份名单反复看了，觉得他还是动了脑筋的。毕竟我还要靠丁小槐他们做事，不把他们安顿下来，工作就无法开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哪怕我真有办法换一批人上来吧，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知道那些拿两千四千的人白兴奋了一场。他们会骂人，会感到心寒，会骂我是强盗，撕下脸皮来抢钱了。但也只能如此，他们要骂在心里骂几句也是应该的，只要当着我的面乖乖地笑着就行了。我还真能去追求人格形象追求口服心服？坐在这个位子上，我的第一任务就是按照实力把各种利害关系摆平，摆平了才能运作下去，我才能坐得住。所以公正并不是我的目标，自从我放弃了重建崇高的努力，放弃了对自己的神话造型之后，就更不是我的目标了。有人要在心里慷慨激昂，骂我是强盗，那也只好由他去。他们不在这个位子上，不知我的难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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