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

舒明明寄信到龙－88，要我跟她打个长途电话。信上说：“如果你不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联系就断了，如果你舍不得那点要命的钱，我可以给你出。”这个电话我不能在家里打，帐单一来，思文就会明白一切。我跟葛老板说用他的电话往家里打个国际长途，帐单来了就从周薪里扣除。我算好星期天凌晨是国内的周末下午，星期六收工以后就没有睡，靠着床头等着。这件事怎么办，我没有最后的主意。就这样潦倒地一事无成回国去，我不甘心。在最后的关头，现实的考虑终究战胜了浪漫的怀想。从凌晨两点到四点，我拨了二十多次，才接通到她家里。我跟她通话有十几分钟，放下电话我竟想不起这十几分钟都讲了些什么。十多天后又收到她的来信说，一个人不可能作这样希望渺茫的等待，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我不能给她希望，就不要再去打扰她的平静。捏着信站在窗前，似乎失去了什么，似乎松了一口气，似乎又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沉重。我想明白这种沉重的确定意义却又枉然，人有时候也会对自己感到陌生。我慢慢把信撕碎摊在手心，从窗户里伸出去，看着那碎纸一片片随风飘逝，明白了这是一段生之经历的最后结局。

在那几个星期思文的眼睛失神地深陷下去，脸色蜡黄没有了光泽。有时她对着镜子凝视自己的面容长久地默然无语，显出一种哲人似的深沉悲悯的思索。嘴唇间或沉默地蠕动，象在细细咀嚼着生命的感受。这让人想到敏感的灵魂总是被痛苦永恒地覆盖，在苦难的炼狱中挣扎不起，至死方休。我在一旁看了心惊胆颤，故意弄出一些大的响动，想使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我说：“思文，你这个聪明人，怎么犯了傻，折磨自己！过几天论文就寄回来了。”她转脸望了我目光呆滞毫无表情。我说：“睁了眼做梦呀！”她嘴角微微扯动，露出一丝笑意。这天电话铃响了，我等她去接，她木然不动。我接了电话，听了几句把话筒替给她说：“你老板打来的，他说和渥太华通了电话──”她惊恐地睁大眼睛，嘴巴张开，手伸伸缩缩迟疑着不敢接话筒。我说：“通过了！”她一下软倒在地毯上，挣扎着抓爬过来，伸手接了电话筒。她一只手撑在地毯上打完电话，把手伸给我说：“扯我起来。”我拉了她起来，她往床上一倒，闭上眼睛。我怕她过份激动出了毛病，凑在她耳边问：“一加一等于几呢？”她说：“我休息几分钟。”这样躺了几分钟她突然一跃而起，满脸兴奋地说：“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买机票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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