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纔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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