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间。

进驻学院的工宣队，分批找即将毕业的学生谈话。

我们班里的工宣队小队长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姓尹，听他自己介绍，文化程度是初级小学，一口常州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们的毕业谈话，由他亲自逐个进行，谈话地点，在红楼门前的草地上。

找来谈话的学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垫着一方印着工厂厂名的旧毛巾。

几个老年女工站在一边，看到一个快谈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学生宿舍叫下一个。

已经谈了两天，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尹师傅开头一段话，一定是一个通用的开场白。

尹：“你们马上要下乡了，先要做一个毕业鉴定。下乡不要怕，青菜萝卜便宜，一斤要差好几分，一个月下来好几角，我算过。现在最头痛的是要做毕业鉴定。毕业鉴定，这种东西你从前听到过吗？”

余：“我知道毕业鉴定。”

尹：“知道就好。中队里前几天讨论过了，这鉴定要分四个等级。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现在又服从工宣队领导；第二等，也算不错，但是曾经沾到过一个麻烦问题，譬如，有的是运动初期抵制过造反，现在转变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有点认识了；第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第四等，思想顽固的反动学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几等？”

余：“第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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