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祖先远比我们更亲近诗。
这并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时代,而是还要早得多。至少,诸子百家在黄河流域奔忙的时候,就已经一路被诗歌所笼罩。
他们不管是坐牛车、马车,还是步行,心中经常会回荡起“诗三百篇”,也就是《诗经》中的那些句子。这不是出于他们对于诗歌的特殊爱好,而是出于当时整个上层社会的普遍风尚。而且,这个风尚已经延续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们远祖的精神起点很高。在极低的生产力还没有来得及一一推进的时候,就已经“以诗为经”了。这真是了不起,试想,当我们在各个领域已经狠狠地发展了几千年之后,不是越来越渴望哪一天能够由物质追求而走向诗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诗为经”的境界吗?
那么,“以诗为经”,既是我们的起点,又是我们的目标。《诗经》这两个字,实在可以提挈中华文明的首尾了。
当时流传的诗,应该比《诗经》所收的数量大得多。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孔子把三千余篇古诗删成三百余篇的。这好像说得不大对,因为《论语》频频谈及诗三百篇,却从未提到删诗的事,孔子的学生和同时代人也没有提过,直到三百多年后才出现这样的记述,总觉得有点奇怪。而且,有资料表明,在孔子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诗经》的格局已成。成年后的孔子可能订正和编排过其中的音乐,使之更接近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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