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四年春天一个寒冷的雨夜,我与《文汇报》记者徐
民先生在上海好望角宾馆相邻而居。直到深更半夜,徐先生还坐在我的房间里询问我一些问题。
徐先生问:“这些年海内外对你的散文评论很多,你如何评论自己在当代中国散文界的地位?”
我笑道:“为了免除作前后左右比较的苦恼,能不能允许我不把这些东西称作散文?现在被收入散文选的古代人书信和外国人讲稿,当初一定不是作为散文来写的吧?”
我说的是真话。现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界那个界,已渐渐从以前的专业结构序列转化为人事关系网络,但不管是序列还是网络,我都觉得头痛。序列晾人,网络缠人,不小心一脚踩进里边,麻烦甚多。我为了谋生已经踩踏过好几个“界”,总是蹑手蹑脚地进去,又步履沉重地躲开,好不容易躲出了一点自由和松快,何苦又一头钻进散文界里边去?我写那些文章,不能说完全没有考虑过文体,但主要是为了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些年来,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因此也无以尽之,写了一篇觉得不够又写一篇,从《文化苦旅》系列写到《山居笔记》系列,老想不写却还在写。
——我把这些意思告诉了徐甡民先生。
徐先生说:“我觉得你的这种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又觉得其中有一二个主题是频繁浮动的,你能约略归纳一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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