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答辩很顺利，我的论文在国家级期刊上发表，但是我不能留校任教了。蒋叶真很顺利地分配到省卫生厅，我却因为背着党内记过的处分到处碰壁，找不到工作。

我从学校搬出来，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兜里的钱所剩无几，每天三顿饭都用方便面充饥。

我跑遍了省城的大小医院，大医院不愿意用我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小医院用不上我这种专业的人，我着实陷入困境和迷茫。人生都是有终点的，而我却找不到它的方向。

面对前途的迷茫，我不企盼天明，因为黑夜中总会找到北斗星；在没有找到目标之前，我不希望太阳高高升起，因为每一次太阳的升起，都意味着另一次黑暗的来临。人生有多少承诺就有多少负债，有些债是永远还不清的，人生正是在各种债的细节中演绎着催人泪下的故事。人的一生都是在还债的，因为只要活着就要欠下人情，感谢别人又不牺牲自己简直是一种苛求。我们都迁就在复杂的情感中，而使生活渐趋灰色。没有人不在旧传统中受虐，只是在浮华中人们浑然不知。任何个体都无力抵抗观念和舆论的攻击，我们都在无形的压力中生存。

就在我极度痛苦，极度迷茫的时刻，我接到了导师蔡恒武的电话。他说：“庆堂啊，工作有着落了，我把你的情况向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穆怀中教授作了介绍，他最近在国家期刊上看了你发表的毕业论文，他对你很感兴趣。另外，穆教授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不会不念旧情的。庆堂啊，不要灰心，到了北方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好好干，老师盼你早日成为全国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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