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陈卓然和南昌就又联系上了。总是陈卓然到南昌这里来，来了就不出去，关了门说话。现在，多半是陈卓然躺在床上，南昌坐在书桌后面的藤椅上。椅上那个包袱，母亲的遗物，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给谁收起了。就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大家都开始，如陈卓然的说法，开始“面对”某些事情。一旦“面对”，事情便自然而然地结束了。陈卓然躺在南昌父亲，现在是南昌的行军床上，伸出穿了鞋的脚，仰着头，眼睛忽然定住在某个点上，就一动不动了。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话多，各自都怀揣了一些经验，几近隐私的性质，并不是有意不交流，而是自己都不能完全理解，无从讲起。于是，便常常沉默着，倒也不觉得窘，相反挺自在。有时候，陈卓然会提出一些问题，与南昌讨论——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见陈卓然一直没有停止思考，而且，思考的问题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他不像过去那么热衷于雄辩，措辞也要温和得多，南昌难免会觉得锐度不够，但因是陈卓然，他宁愿相信这是一种深沉。但是有一个问题，使陈卓然激动起来，那就是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从行军床上欠起身子，然后渐渐坐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头，分析全世界几大阵营的力量抗衡——其实，他站到地上，毛主席早就在准备，准备调整力量，进行第三次划分。他从万隆会议，谈到亚非拉会议，说，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农村包围城市，弱势包围强势，中国革命怎么胜利的？他问南昌，南昌也兴奋起来，好像回到了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那时候，礼堂里通夜亮着灯，挤满了人，辩论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青年运动的方向……那个停电的夜晚，黑压压的人头上摇曳着点点烛光，多么激动人心啊！现在，这里只有他和他，可是，他们依然谈论着国家大事，全人类的事业。陈卓然站在房间中央，因南昌是坐着，就有了俯视的意思。南昌毫不觉得屈抑，相反，他喜欢这样，怎么说呢？这样指引和被指引。他很高兴，那个倨傲的领袖式的陈卓然又回来了！这段日子，陈卓然多少是低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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