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吃粉笔灰的。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得了肺病，就退职了。其实，生病只是表面的理由，深处还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原因。那就是，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的情景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有人拿来一叠表格，你一张，我一张地填写了起来，他也填写了一张。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头脑，没有政治主见，喜欢热闹，有许多人做的事情，他也就不拒绝做一做，否则就觉得自己很孤立。四九年以後，渐渐地，这却成了他的心病。这心病在後来的历次运动中，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每一次运动来临，他就要自我斗争一次：是去向领导交代，还是不交代？他想，当年在一起填表的人都已离散，有的少年夭折，还有的出洋後再没回来。当时有许多人在，未必能记得有一个唐亦生也填了这表（唐亦生是他的名字）。可是万一呢？他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情是万一也不会发生的。这些年来，他为人做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夜深人静时，他无数次地憧憬着那一日的情景能够重演一遍：当表格送来的时候，他恰恰走开了，去上厕所，或者去洗一块手绢。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阿康的母亲。在那胆战心惊的白昼或是黑夜，他们压低了喉咙，反复讨论着：是不是要去领导处交代。他们一会儿说去，一会儿又说不去；有时他说去，她说不去；有时则她说去，他说不去。有几次，他们实在捱不过漫漫长夜，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向领导坦白。可是天亮的时候，他们心里稍稍豁朗了一些，心想：也许这些并没有什么，就打消了念头。还有几次，是白天里同事们的言谈举止使他们起了疑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像过街的老鼠。然而到了夜晚，他们躲在他们小小的三层阁上，黑暗隐匿了他们，使他们松了一口气。有时候，她鼓励他不要害怕，有时候是他鼓励她不要害怕，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相比较而言，她的神经稍稍比他坚强，而他的精神几临崩溃，上班于他渐渐成为不可推卸的苦役，尤其是经过了星期天的休息而来临的星期一早晨，他甚至会出现心跳气短的病状。他变得疑神疑鬼，对谁也不相信。他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节日还是平时，都没有客人上门。他们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深深地蜗居在这日益朽烂的三层阁上，时刻都会觉得灾难就要临头。到了六○年，他终於得病，提出退职休养，完全从社会上退身出来。他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带回来油条和豆浆，打发女人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自己在家读几页“史记”之类的古书，再练几笔大字，写过的字纸都很认真地烧掉，然後就烧午饭。午饭後，他睡一个小时的午觉，再去马路对面弄堂口报栏看报。他看报看得很仔细，连电影广告也不漏过，看报总是要花去他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看完报後，太阳都有些偏西，烧晚饭的时间到了。晚上，孩子在灯下做功课，女人在灯下批作业，他在一边喝茶抽烟，心里充满了安谧的情感。隔壁隐隐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有时是歌唱，有时是新闻，听得不太真切。可是有了这点声音，他也满足了。他们家里没有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容易使人联想起“短波”和“敌台”这一类事情。为了防止人们对他们所能生出的一切怀疑，他们甚至连房门都敞开着，直到晚上睡觉才关上。他们对左邻右舍总是客气而恭敬，担任一些琐碎而麻烦的义务，比如收交水电费，参加每星期四的里弄大扫除。然而对於那些和文字有关的工作，比如出黑板报或者读报，他总是婉言拒绝。他表现得不积极却也不消极，样样事情做到正好使别人不太能够想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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