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晚上11时，我坐在自己的书桌前记录在汉城的最后一天。我经常有这样一种感觉：每次出门回来，只有坐在书桌前，才像真的回了家。

下午5时到家，放下行李，先察看家中的植物们。屋顶院内的草坪居然还绿着；东墙和西墙上的爬墙虎、廊檐下的酒瓶兰安然无恙。回到房间，客厅的巴西铁、火鹤、平安树、金虎……都还活着，虽长势缓慢，也算耐住了考验。但让我最为佩服的还是落地窗前的那棵印度裸树，它在我家已经顽强地存活了十几年。这种植物原生于印度，在中国极少见。客人们来了都说它是个稀罕。它那半草半木、不计较“待遇”、皮实而又茁壮的态势，让人十分喜爱。有一盆名字最花哨的“法国口红”吊兰死了，死的最惨。看来世上自以为最娇媚者，大都最不具生命力。与印度裸树比肩而立的散尾葵叶尖有点发黄，是又缺水又缺肥了。

仁川机场的候机厅里也有一些散尾葵，今天上午我们就在有着散尾葵的候机大厅同洪先生、元馆长、千先生告别。本来这次的告别双方都有很多难舍难分的话要说，但是京仁高速公路上几次堵车，使我们比预定时间晚到40分钟。所以宾主间那热烈的告别语言也来不及倾诉，几个人只是东西南北地奔跑着办理登机手续、托运行李。行李太多了，父亲从汉城买了不少颜料和画具，还有汉城为父亲出版的画册。说到画册，千先生将一箱丢在出租车上（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那不计其数的行李带给他的麻烦），他又跑出候机厅去找。这又增加了众人几分焦急。画册总算找了回来，洪先生和元馆长登机时间已经到了。他们要先于我们登机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旅行。本来我们在机场的相聚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现在却只好这样匆匆分手。可是细心的洪先生还是把我们作了周到的安顿，我们在机场还要等候30分钟，接待我们的是仁川国际机场的总裁（韩国称社长）曹宇铉先生。他的一位精干助手陪我们优先通过“安检”，进入机场贵宾厅。少时，曹先生也走进来。虽然所剩时间不多，但曹先生还是请服务小姐端来果汁和曲奇，诚意邀我们边吃边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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