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喜欢读史，读史常抚膺慨叹：“文人无行”！

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文人”为了顽强地表现自我，宣泄情绪，搞出多少歪曲历史的“历史巨著”。给古人造冤假错案，也影响后人以史为鉴。

有“史料”称，清康熙帝的遗诏是“传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诏夺嫡，将“十”横添一笔杠而成“于”，则“传位十四皇子”就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这“史料”似乎编得惊心动魄又人丝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与清廷之惯例，均称“皇沁子”而不称“X皇子”。如此看来，这遗诏如何改得？况且皇四子民谊与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镇居长，如何又谈得上“改诏夺嫡”？连“废长立幼”都不是。

民镇继位，是为雍正帝。由于治民过严又屡兴文字狱，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编出“改诏夺嫡”这样的“政治笑话”本不足为怪。“政治笑话”可用来分析民众情绪及意愿，却万不能用来作为评论古人，揭示历史规律的依据。同样例子莫过于秦始皇，灭六国得罪了奴隶主贵族，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筑长城得罪了天下百姓，于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长城”。无论秦始皇对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中华民族有怎样“盛德煌煌”的功绩，终不及关心“人权”的“文人”造一个“孟姜女”更迎合关心“生存权”的百姓心理。结果秦始皇被骂两千多年，很可能还要被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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