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要进北京时，这一大群孩子成了问题。精挑细选是我们的追求，都带去北京显然不可能。户口、学校、吃住行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便。特别是桑植来的孩子，十来个，动静太大，影响也是多方面。

父亲母亲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桑植贺氏家族的烈士子弟，只带贺兴洲一个，其余的孩子仍留重庆上学，每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邮寄十五元生活费。那时候多数市民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十元左右，十五元就生活得很好了。什么时候孩子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了，什么时候才停止寄生活费。

重庆留下的这群孩子，后来陆续参加工作，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个贺兴同也走了“笔耕”之路，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陆续有孩子参加工作，也陆续有孩子来到我们家。在北京，在我家里生活的除我们兄妹四人外，还有李黎风，陈洪生、贺兴洲，并且这支队伍一直不停地扩大。

与贺氏家族这些烈士子女相似，母亲薛明家里也送来一个女孩子，叫薛怡秀。父母供她读书，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

一个女孩子被扶养成人民教师，又一个女孩子来到我家里，就是廖小理。那时，廖汉生在青海工作，女儿廖小理想在北京上学，廖汉生就带了女儿来看贺龙、薛明。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小理就该叫贺龙舅老爷。有这份亲情，说话便无须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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