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大陆住了二十三年，半世纪后回去，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长大的同窗好友。抗战八年，重庆是我的家。到台湾之后，回忆最多的是沙坪坝：家和学校之间三里路，无数的水田，一条朴实的街，接着到小龙坎公路口，是我感恩难忘的母校，南开中学一九四三班同学见证了我成长的过程。开放探亲之后，大约是由在美国的同学开始。有了油印手写的通讯簿，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来自加拿大的潘英茂，只是一张简朴的明信片，上面写了两行近况和她的住址。英茂是我高中三年的好友，总是排在邻座。宿舍床铺也常靠着。她的母亲是法国人，所以她是双语的人，有时又似徘徊在两种文化之外的梦想者。熄灯后，轮到我讲新看的书或电影故事，她是那最忠诚的，“我爱谈天，你爱笑”的听众。我记得最早讲拉玛尔丁《葛莱齐拉》的初恋与殉情，她一直不停地哭。拉玛尔丁是法国浪漫诗人，而书中的葛莱齐拉，和我们那时一样，也是十六岁。

胜利之后，英茂与我们失去联络，她的明信片到台湾时，我们都已七十岁。我原拟去欧洲开会，回程到纽约会晤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康珍馥（JenniferCreW），再到加拿大去看望英茂。谁知正逢美国的感恩节，安排旅程的人说，“所有的人都在公路上赶路，回家团聚去了。”所以我就未去美加，想着明年开会再去。谁知第二年收到吕文镜曲北京来信，说英茂因病已去世。我与她当聚而未聚，是我极大憾恨。以此歉疚之心，我写了一封无法投递的长信《寄英茂》恕我迟迟至今才给你覆信。初接到你的信时，我兴奋许久，当年一切美好的、困惑的、可憾的记忆，都随你的信潮涌而至。你还记得么?我们毕业那年夏天，大家等着联考发榜，我们去重庆城里看你，五个人手牵着手往车站走，突然一辆吉普车冲来，把我们冲散，惊魂初定时，你用一贯静静的声音说:“我们以后恐怕不能再见面了，我母亲的法国迷信说，牵着的手被人从中冲开，就是分散的预兆。”这些年中，我有时会想起那一次的离别。那预兆可真准，这么彻底的分散，天南地北各自过着无从存问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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