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啦，亲爱的，我们一定得和卡弗莱太太一起吃饭，”阿切尔说。隔着寄宿处早餐桌上那些不朽的不列颠合金餐具，他妻子皱着眉，焦急地望着他。

秋季的伦敦，阴雨绵绵，一片荒凉。在这儿，纽兰-阿切尔夫妇只有两个熟人，也是两个他们一味要躲避的人，因为按照老纽约的惯例，强行使自己引起国外熟人的注意是有失尊严的。

阿切尔太太和詹妮在去欧洲观光的途中，一惯俗守这一原则，她们以令人费解的矜持对待游伴的友好表示，差不多创下一项纪录——除了旅馆和车站的服务员，她们从没和“外国人”讲过一句话。对于自己的同胞——除了那些早已认识或完全信赖的——更是公然地不屑一顾；因而，在国外的几个月里，除了偶尔遇上奇弗斯、达戈内特或明戈特家的一两个人，始终是她们两个人相互厮守。然而智者千虑也难免一失，在波茨思的一个晚上，住在走廊对面的两位英国女士之一（詹妮已详细了解了她们的姓名、衣着和社会地位），上门寻问阿切尔太太是否有一种药，另一位女士——来者的姐姐，卡弗莱太太——突然患了支气管炎；不带全家庭备用药品决不外出旅游的阿切尔太太碰巧能提供她所需的药。

卡弗莱太太病情很重，而且是和妹妹单独旅行，所以对阿切尔太太及小姐格外感激，是她们提供了独到的安慰，是她们干练的女佣协助护理病人恢复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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