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理性和真理的角度出发，僧侣制度是该受谴责的。

修院在一个国家，如果发展过多，它便成了行动的累赘，绊脚的机构，它应是劳动的中心却成为懒惰的中心。修道团体，对广大的人类社会来说，正如-树上的寄生物，人体上的瘤。它们的兴盛和肥壮正是地方的贫瘠。僧侣制度对早期的文化是有好处的，在精神方面它可以减少强暴的习气，但到了人民精力饱满时它却是有害的。而且当它已衰败时，当它已进入腐化时，正如层出不穷的事例所表现的那样，所有一切在它纯洁时期使它成为有益的因素，都变成使它成为有害的因素。

修院制度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修院对现代文化的初步形成是有用处的，可是也会妨碍它的成长，更能毒害它的发展。从组织和教育人的方式着眼，修院在十世纪是好的，在十五世纪开始有了问题，到十九世纪却已令人厌恶。意大利和西班牙在多少世纪中，一个是欧洲的光辉，一个是欧洲的异彩，僧侣制度这一麻疯病侵入那两个灿烂的国家的骨髓后，到我们这时代，那两个出类拔萃的民族只是在一七八九年那次健康而有力的治疗中才开始康复。

修院，尤其是古代的女修院，正如本世纪初还继续在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存在，确是一种最悲惨的中世纪的体现。修院，这种修院，是各种恐怖的集中点。地道的天主教修院是完全充满了死亡的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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