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吕斯读完他的古典学科恰好是在吉诺曼退出交际社会的时候。老头儿辞别了圣日耳曼郊区和T．夫人的客厅，迁到沼泽区，定居在受难修女街他自己的宅子里。他的用人，除门房以外，还有那个接替马依名叫妮珂莱特的女仆和我们在前面谈到过的那个气促喘急的巴斯克佬。

一八二七年，马吕斯刚满十七岁。一天傍晚，他回到家里，看见外祖父手里捏着一封信。

“马吕斯，”吉诺曼先生说，“你明天得到韦尔农去一趟。”

“去干什么？”马吕斯说。

“去看你父亲。”

马吕斯颤了一下。他什么全想到过，却没有料到他有要去看父亲的一天。任何事都不会那样使他感到突兀奇特，而且，应当指出，那样使他不自在。一向疏远惯了的，现在却突然非去亲近不可。那不是一种苦恼，不是，而是一桩苦差事。

马吕斯除了政治方面的反感以外，也还有其他的动机，他一向确切认为他的父亲，那个刀斧手——吉诺曼先生在心平气和的日子里是那样称呼他的——从不爱他，那是明摆着的，否则他不会那样丢了他不管，交给旁人。他既然感到没有人爱他，他对人也就没有爱。再简单没有，他心想。

他当时惊骇到竟想不出什么来问吉诺曼先生。他外祖父接着又说：

“据说他在害病。他要你去看他。”

停了一会，他又说：

“你明天早上走。我记得，喷泉院子好象有辆车，早晨六点开，晚上到。你就乘那辆车好了。他说要去就得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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