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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