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很多方面而言，1974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其一是我想写的书《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被一家主要的商业出版社所拒绝。编辑K先生先前曾通知我，文稿“已被数人读过”，数星期后再与我联络。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鼓舞作用。我可以合理推测，书稿已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好评，否则不会动用多位审稿人。如果他天天相处的同事尚未决定，他也不必写信给我。很可能一切手续都已完成，草稿已被送到我的同行处进行评估。如果来信的反应是肯定的，我的书就会印上这家出版社的标志。

但数星期过了，最后的决定却是否定的。K先生还不怕麻烦地对我解释，他自己很喜欢这部书稿，而且“喜欢到极点”，认为这本书“以生动活泼而吸引人的方式，综合许多历史文化事实”，因此第一位审稿人表示反对时，他又找了第二位审稿人。等到第二个人也表示否定的立场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向权威的意见低头”。我很感激K提供的讯息。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而我自己也没料想到的是，他那封率直的信让我陷入多年的苦战。即使是我今日所从事的工作，也仍然和这场奋战有关。目前的这本书取材自没有出版的《中国并不神秘》，虽然两者风格和格式并不相同，但仍是K先生立即确定并欣赏的大历史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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