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1953年间福特汽车公司的复兴（或者说重建）过程中，时机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就像亨利二世经常指出的那样，战后初期的那些年提供了一个长期、肥沃的卖方市场，在这段时期，那些基本的问题甚至在汽车刚刚亮相于展示厅的时候就能得到解决。厄尼·布里奇则认为，福特汽车公司是家族控制的私营企业这个事实同样重要，因为这让公司可以再投资几乎所有利润以解决那些问题。“幸运的是，”他说，“我们没有吵着让我们分红的45000名股东。”

国际形势也对公司的生存之战十分有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欧洲和远东市场正在经济拮据的状况下努力前进。“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都已被损害、碰伤甚至摧毁的时候，”美国老兵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在斯塔茨·特克尔（Studs Terkel）1984年的口述史《好战争》（The Good War）中说，“我们却拥有最不可思议的机器、工具、人力和财力。”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 Woods）规定一盎司黄金相当于35美元，其他国家以美元为参照采用固定汇率，这相当于把美国确立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这对福特的复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受到物资短缺和政府指令的限制，福特的各分支不敢指望以比市场更快的速度发展。在它们重建起来之前，来自迪尔伯恩的干预没有太多的作用。但这正好，因为在一开始，母公司也没法给海外分支以太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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