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句俗话说，“扬一益二”，扬是扬州，益是成都，这句话说明在长安洛阳以外，繁荣的城市除去扬州就要算成都了。当时的西蜀不只有丰富的农产、矿产，手工业也得到高度的发展，像丝织品，纸、大邑的瓷器……都是远近驰名的。它虽然被艰险的山川包围着，却阻止不住国内的和国外的商人们来到这里贩运货品，因此成都便成为一个富庶的城市。安史乱起，中原民不聊生，更加上严重的灾荒，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可是西蜀还能保持暂时的安定。唐玄宗曾经一度率领着一批官僚逃到成都，至于一般人民流亡到这里的当然也不在少数，因为大家想，在这夙称富庶的区域，生活比较容易维持。杜甫来到成都，因为他没有吃的，自然要找产粮丰富的区域，没有穿的，自然要找温暖的南方，这正如候鸟在秋天不得不向南飞翔。可是没有几年，剑南的东西两川，内由于地方官吏的跋扈与人民负担的加重，外由于吐蕃的侵扰，这块当时所谓的“乐土”，在大混乱的时代中也不能自居例外，同样陷入一个长期的互相斫杀的局面。

杜甫到成都时，裴冕是成都尹兼剑南西川节度使。裴冕在玄宗时结交王，晚年在代宗时又攀附李辅国和元载，是一个不择任何手段只求自己升官的官僚，他又是马嵬事变后六次上笺拥戴肃宗即皇帝位的人，就广义上说，正属于房琯和他的友人们的敌党。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同意一些杜诗的注者说杜甫在诗里一再称述的“主人”就是裴冕。但是裴冕的幕中可能有杜甫的友人和亲属，例如他的从孙杜济就是裴冕身边的一个得意人物，这些亲友或多或少会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和裴冕虽然没有直接的交谊，他既然到了裴冕统治的境内，却也不能不在他的纪行诗《鹿头山》里用四句诗来恭维恭维他，这种用心是很可怜的。他到成都后，我们再也找不到一句和裴冕有关的诗了。并且裴冕在第二年（七六〇）三月便离开成都，李若幽继任成都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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