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李白》出版以来有三大讨论焦点：经济学考据，虚构与史实的比例，以及李白较人性化的情感问题。本节先处理李白能够完成学习与出游的关键条件，再分析作者何以用大量篇幅考证李白的出身与唐代政治与经济背景的关系，而相对地压抑小说的故事性。

《凤凰台》写李白初见孟浩然，互相惊为天人，对彼此仍一介白身有说不出的惊诧与遗憾。被问及“汝何不迳取彼一进士耶？”李白深知不能直言：“某，贱商之子，不合应举。”不得已取另一答案以应对之。关于李白的出身，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与王瑶《李白》均认为他是富商之子，另林庚《诗人李白》更进一步在“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中凸出李白的“布衣感”。然而关于李白父亲李客的资料相当有限，大多来自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的一段：“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大唐李白》以李客的背景与出身大造文章，一方面为李白铺垫出最困扰的“布衣出仕”难题，另一方面却从最为压抑故事戏剧性的大唐政经制度入手，论证“贱商之子”与李白进入士人阶层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订定了《大唐李白》“去故事”的书写策略。

《大唐李白》卷一《少年游》以相当平淡的绵州刺史李颙赋新诗开始，此一好官在立春前夕自制新诗：“终始连绵尽一朝，樱垂雨坠颂觞椒。郊迎新岁春来急，老对初芽意未凋。笔墨催人消节气，心情问世作尘嚣。犹能几度添佳咏，看洗寒冰入大潮。”李颙在一番声律与典故的讲究之后，呼同参军、仆从及来客等驱车出游戴天山“赏禽”与“会神仙”，所会者即李白的师父赵蕤。绵州刺史李颙为虚构人物，所写诗歌亦为张大春所撰，惟所敷陈者，即《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述李白“州举有道，不应”一语。李颙的设置既指出“诗”为大唐士官阶层之生活语言，讲究声律用典，为文官必备之才能；其二是由李颙出访会神仙之说点出大唐文官的出处，在世袭与科举以外往往由求访隐逸之士而来。而李白的学习年代，跟从赵蕤所学之事，即此二端：诗文仿作之锻炼与正反隐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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