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日本军在广西南宁登陆,向北攻陷宾阳。浙江大学正在宾阳附近的宜山,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道路崎岖,交通阻塞,大家吃尽千辛万苦,才到得安全地带。我正是其中之一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好容易来到遵义。看见比我早到的张其昀先生,他幽默地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我不禁失笑,因为我这次逃难,的确是受艺术的帮忙。
其实与其称为“艺术的逃难”,不如称为“宗教的逃难”。因为如果没有“缘”,艺术是根本无用的。且让我告诉你这逃难的经过:那时我还在浙江大学任教。因为宜山每天两次警报,不胜奔命之苦,我把老弱者六人送到百余里外的思恩县的学生家里。自己和十六岁以上的儿女四人(三女一男)住在宜山;我是为了教课,儿女是为了读书。敌兵在南宁登陆之后,宜山的人,大家忧心悄悄,计划逃难。然因学校当局未有决议,大家无所适从。我每天逃两个警报,吃一顿酒,迁延度日。现在回想,真是糊里糊涂!
不久宾阳沦陷了!宜山空气极度紧张。汽车大敲竹杠。“大难临头各自飞”,不管学校如何,大家各自设法向贵州逃。我家分两处,呼应不灵,如之奈何!幸有一位朋友(2),代我及其他两家合雇一辆汽车,竹杠敲得不重,一千二百元(廿八年的)送到都匀。言定经过离此九十里的德胜站时,添载我在思恩的老弱六人。同时打长途电话到思恩,叫他们连夜收拾,明晨一早雇滑竿到四十里外的德胜站,等候我们的汽车来载。岂知到了开车的那一天,大家一早来到约定地点,而汽车杳无影踪。等到上午,车还是不来,却挂了一个预报球!行李尽在路旁,逃也不好,不逃也不好,大家捏两把汗。幸而警报不来;但汽车也不来!直到下午,始知被骗。丢了定洋一百块钱,站了一天公路。这一天真是狼狈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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