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提出了几个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这时期的哲学天才，尽管面对重重障碍和不利因素，但也起码能够得以生成：自由的男子气概、早年就知悉人性、没有接受过那种学者式的书呆子教育、不受爱国主义的束缚、不用被迫为稻粱谋、与国家没有牵连——一句话，自由，永远都是自由：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赖以成长的奇妙和危险的环境。谁要想像尼布尔[1]指责柏拉图那样指责哲学天才是糟糕的公民，那就让他们这样指责吧，他们自己去做良好公民得了。他们这样指责是对的，柏拉图那样做也同样是对的。对于其他人，上述那样巨大的自由意味着狂妄和自负，那他们也是对的，因为这些人有了这样的自由以后都不知如何是好；假如他们要求这种自由的话，他们就当然是相当自负的。那样的自由的确就是一笔沉重的债务，也只有通过做出伟大和非凡的事情才可以偿还。确实，每一个凡夫，看到有人独得上天如此厚爱，都有权利心怀怨恨。不过，他自己则是愿上天保佑，可千万不要受到这样的厚爱，亦即不要背负如此可怕的责任。他们的确会因那自由和那孤独而马上沉沦，会因为无聊而变成一个傻瓜，并且还是一个恶毒的傻瓜。

到现在为止，从我所说的，或许某些父亲会学到某些东西，并私下应用一二于其儿子的教育之中。但我们可千万不要真的期待父亲们会希望他们的儿子只成为哲学家。很有可能的是，历史上各个年代的父亲们通常都抗拒其儿子成为哲学家，就像是抗拒一桩极其乖戾的事情一样。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就成为了父亲们怒气的牺牲品，罪名是“引诱青年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柏拉图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以让哲学家的生成不再受制于父亲们的非理性。现在看来，似乎柏拉图的确成功做出了一些事情。这是因为现代国家现在把促进哲学当作是自己的任务，每次都试图让一部分人幸运地得到“自由”，亦即获得一个我们认为哲学家得以生成的最根本条件。但柏拉图在历史上所遭遇的，却是一种奇特的不幸：某样东西基本是根据柏拉图所提出的构想，一旦真的形成以后，只有对其再仔细察看，那就始终不外是一个被侏儒或魔鬼掉了包的丑陋怪婴，一个小鬼怪。比较一下中世纪的教士国家，与柏拉图所梦想的“神之子”的统治，就可得出例子。现在，虽然现代国家是绝对不会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啊，感谢上帝！”每一个基督徒都会补上这一句——甚至国家对哲学的促进（按照国家所理解的那种促进），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遭检视，看看国家是否以柏拉图的方式理解它；我的意思是国家是否很认真地促进哲学，就好像产生新的柏拉图就是国家的最高目的一样。如果哲学家按惯例就好像是偶然出现在他的时代，那国家是否会真的布置任务，有意识地把那偶然转化为必然，助大自然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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