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我的一生就做了一件事情，即描写俄国革命的历史。自1936年起，这项工作已有40年了。但我总是被一些别的事情打搅，分心。”[1]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革命的历史就像《古拉格群岛》一样重要，更何况，没有这场革命，就不会有古拉格。像西叙福斯一样，索尔仁尼琴搬走了第一块石头后，就开始搬第二块石头，它要比前面的那块石头重好几倍，那就是讲述真实的俄国革命。他年复一年地创作这部史诗性巨著，在这部作品里，真实的且唯一的主人公就是俄罗斯，这是饱经创痛，因自己的过失和疯狂几乎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那个俄罗斯。“我笔下的《红轮》是一部悲剧史，它叙述了俄罗斯人在疯狂的状态下亲手毁掉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2]当在《古拉格群岛》中思考弗拉索夫将军的命运时，索尔仁尼琴注意到了一点，即做一个俄罗斯人就意味着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最坏的命运。他最初构想这部史诗有十四或者二十卷，但1991年在结束第四“卷”第二部《1917年4月》后，他就停笔了。

1991年巴黎出版的作家文集的最后一卷里收入了史诗的整个写作计划，从中可以看出，甚至是在制定个别“卷”的写作方案时详细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第一场是《革命》：1—3“卷”，从1914年8月到1917年3月。第二场将叫作《民权》：4—7“卷”，可只写出了第4“卷”《1917年4月》，写到了1917年5月上旬的事件。其他各卷相应地被命名为《1917年6—7月》，《1917年8月》和《1917年9月》。按照索尔仁尼琴的设想，这些卷里面的故事都将发生在“以斧头为标志”的时期（这是1862年匿名传单《让我们召唤罗斯使用暴力》的作者们鼓吹的对老百姓进行镇压的主要工具）。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其中的一段话：“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流血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我们不仅要追随1848年的那些可怜的革命者，而且还要比1892年那些伟大的恐怖分子更彻底，如果为了推翻当前的制度要比90年代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还要多流两倍的血，我们也毫不胆怯……我们对……俄罗斯灿烂的未来……充满信心，俄国有幸成为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国家，我们将发出一致的呐喊声：‘让我们使用暴力吧！’”由此可见，“民权”（народоправство）将通过民族狂热主义得以实现。这里作者使用的是“民权”一词绝非偶然，它要比中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为共和制而使用的“人民政权”（народовластие）一词更无情、更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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