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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治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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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用全力办民众教育的时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学问的事太简单,总以为什么问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着结果的,所以一见我面,总要问道:“你讨论古史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活70岁,就以70岁为成;活80岁,就以80岁为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的东西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做定本就是了。”第二,当时我做了民众教育,古史研究当然放松,但我年纪刚过四十,望望后面还长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军阀压了下去,我仍可规规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做我的希望。哪里想到,抗战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龄已日长,眼看工作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就此浪掷了,只有深深地叹息痛恨。今年我已58岁了,头白如雪,见我的人不是称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过12年就是七十,觉得再不该延迟。丁文江在时,曾将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龄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过五十,他确没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记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亲卒年六十九,都没有满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过六十左右。我翻着家谱,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龄,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辈又抽烟,又喝酒,斫伤了身体,我两俱不犯,也许我比他们特别长寿,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报载苏联的医学界已发明了延迟衰老的药剂,但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还未见传来。所以我一想起这“晚成堂”的匾额就担了心,现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以来,一家生计时时在飘荡中,负债之多也超过了北京军阀政府欠薪的时代,我为了经济的压迫永为寻取报酬而工作,这不把我的身体折磨以死吗?我是不是还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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