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战时工作

战争的头两年,维特根斯坦谈话里反复出现的一个话题是无法在学术圈子外找到工作的沮丧。他发觉在战争时期教哲学是不可忍受的,他最想做的是对抗战作出贡献。通过和牛津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的友谊,他的机会来了。吉尔伯特的兄弟约翰·赖尔是剑桥的医学钦定教授(regius professor),1940年回到盖斯医院帮助预备“空袭”[231]。1941年9月,维特根斯坦写信给约翰·赖尔,要求去盖斯医院见他。赖尔请他吃午饭,他立刻给赖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他写信给妻子,“他穿一件开领绿衬衫,面孔相当有吸引力。”

我对此很有兴趣:当了多年的三一学院教师,他远未染上别人那样的习气,相反那地方的死气压倒了他。他对我说:“我觉得如果留在剑桥我会慢慢死掉。我宁可找个快速死掉的机会。”所以他想到一家医院做某种卑微的体力劳动,当作他的战时工作;若有必要他愿辞去自己的教授席位,但他一点儿也不想别人议论这事。他想到一个空袭地区工作。工作部准备让他当杂活工,归那个干全院一切日常修理活的老工人管。我觉得,他明白自己的心智和大多数人很不同,如果从事任何运用智力的战时工作,将是愚蠢的选择。我今晚写信告诉了他这个职位的事,但没试图刻意说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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