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十一月，台北司法调查局逮捕“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十一天后，沈之岳局长约我见面。他很客气，我第一次正式见到第一层级的特务首长，二十年来，我一直处于细胞和外围分子的困扰之中，这一下子算是熬出了头！

这好像是一个很坏的开始，看起来我像是李荆荪案的关系人。他们注意我很久很久了，为什么让我在这样的时刻有这样一步发展呢，我忍不住要来个假设，我有“假设癖”，这些假设都无法求证，“无解”就是大幸。

消息灵通的人士说，李副总“进去”以后，调查人员提出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一一作出分析，某人的性格怎样，思想怎样，交游和言行怎样。荆公认为国民党只用奴才，不用人才，以致许多人“压在阴山背后”。谁才是人才呢，我在“中广”受荆公赏识，调查人员大概没有漏掉我的名字，荆公偏爱，大概把我称赞了一番，当时沈局长创造调查局的现代史，吸纳人才，大破大立，他也许想测验我的“底细”。

他问我对调查局现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调查局以后应该怎样做。这是何等事，岂容游离于组织之外的一个文人妄议？我不敢回答。大约一个月之后，他的新闻联络室主任请我吃饭，一位年轻英俊的联络官陪同，馆子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隔断杂音。联络官又把那两个问题提出来，我依然惶恐逊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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